熊敏在一台跑步机上运动——它位于最角落，右侧紧贴墙壁，离所有健身器材最远，站在上面的人拥有某种“不被注意”的安全感。这是深夜健身带给她的“特殊权利”——如果提前两个小时，跑步机上永远有人，像一场接力。
一位24小时健身房老板，将深夜来健身的人归纳为几类：附近餐馆的服务生、办公室里加班的“社畜”、失眠者，以及被老婆赶出家门的中年人。
夜深了，健身房里几乎听不见交谈，白天火热的音乐、金属器械撞击的声音也安静下来，只有头顶的空调发出低低的轰鸣声。
熊敏穿着一身黑色运动装，戴鸭舌帽，手机里放着电视剧，在跑步机上快走着。她喜欢安静的环境，便于运动时思考，再加上长久以来的失眠，她将健身的时间固定在每天22时30分以后。
曾有一段时间，熊敏总是凌晨一两点时来到健身房跑步，配速稍稍提升，她会感到心跳不正常地加快，心脏一阵刺痛。“字节跳动员工在健身房猝死”“北京一男子在健身房内猝死，家属索赔166万”“34岁重庆男子健身房运动后猝死”……“健身房猝死”的新闻让她担忧。
她对照新闻里的描述一条条检查自己属不属于类似的“高风险人群”，最终她给自己下了一个定义：“一个普通互联网‘社畜’，不常有‘劳动密集型加班’，精神压力没那么大。”于是第二天，结束加班后，她还是转头走进了健身房。
1时，熊敏走下跑步机，往家里走去。她会在2时左右准时入睡，在3时和凌晨5时分别醒来——由于失眠，她每天的深度睡眠时间不超过3个小时。
短暂的睡眠过后，是早高峰与漫长的通勤。之后熊敏坐进公司格子间，与电脑屏幕、会议、外卖度过一整天。她在一家互联网医美公司负责App的页面运营，虽然工作压力比不上“大厂”，但忙的时候也要加班到22时多。熊敏不到30岁，肠胃和腰椎都出了毛病。
2020年初，熊敏的前公司精简人员，修改了绩效考核制度，按照加班时长确定每个人的绩效，并要求周日加班，一些员工“被迫”辞职。离职浪潮中，熊敏遭到同事的孤立，部门的团建，她是从同事忘了屏蔽她的朋友圈中知道的。
强撑了两个多月，熊敏提出离职。她原本等着公司裁员，拿一笔补偿款，这下补偿也没了。那一段时间，熊敏常在深夜痛哭，也会一口气吃掉7个甜甜圈，体重暴涨了20斤。辞职过后，熊敏回了大连的老家，休养生息。
幸好还有跑步。挣扎在无止境的加班、同事的“冷暴力”，以及不知道何时会到来的裁员中，“跑步”是熊敏唯一能够抓住的一点“确定性”。相比起工作，跑步的回报是明确的，多跑一公里，就多收获一公里的乐趣。这是她坚持了4年跑步的原因。
最开始的时候，她只能跑3公里，渐渐地，5公里、8公里、15公里、20公里……跑步机上的数字不断刷新，熊敏感到一种巨大的快乐，她开始相信，“只要你去做了，肯定就会变好。”
2020年8月，熊敏回到北京，找了一份新工作，“老家挺好的，适合‘躺平’，感觉那里的人，脸上都没什么欲望。后来想，如果人生真的还想有什么进步的话，还是要去大城市。”回到大城市后，熊敏在新公司附近的健身房里办了一张卡，深夜继续在传送带上秘密前进。
熊敏加入的这家连锁健身房，是国内“24小时健身房”的代表之一。创立不到5年，它的全国门店数量达到了近800家，其中北京有141家，朝阳区最为密集，有59家——平均每8平方公里就分布着一家。 根据全国门店统计，有十分之一的客流是在22时至次日8时走进健身房的。
相比传统健身房动辄上千平方米的面积，这类24小时营业的健身房往往只有300平方米，设施少、成本低，像“便利店”一般密集开设，且采取月付制，健身的门槛降低了；健身房的门禁通过特定App扫码进入，因此即便半夜店里无人看守，健身者也可以自由出入；跑步机同样依靠扫码运行，每一次跑步的数据都会被录入系统，成为健身者运动过的证据。甚至，在互联网的管理逻辑之下，健身教练在这里也拥有更多的自由。
教练郭驰可以选择“不驻店”，只在有课时来到健身房。但也因为“不驻店”，郭驰丧失了在App上被推荐的机会，只能依靠老客户推荐新学员。在App的界面上，每一位教练的累计课时、证书、好评率、以及过往学员的评价都以数据的形式呈现出来，并决定着推荐位的排序。在这类健身房中，教练没有底薪，代课量决定其全部收入。
“互联网”模式的健身房有着一套极其详尽的规则，一旦监控摄像头拍到教练违规——比如教课时坐下了，便会对教练进行处罚。有时，总店的客服——那些监控后面的监督者，会到店面对教练进行检查评估。
教练蒋希原本是一名培训机构的老师，也是一名资深的健身爱好者。或许是因为练得久，从去年开始，她频繁地被一同上团操课的学员夸奖“可以去做教练了”，又被代课的教练怂恿，决定去考一个舞蹈教练证。一个月后，她通过考核，成为了一名兼职健身教练，同时在3家健身房代课。
正式进入这个行业后，蒋希发现，团操对于女教练的身材要求比男教练更加严格。虽然没有哪家健身房明文规定女团操教练一定要瘦，但蒋希常常能在下课之后听到学员聊天，“我希望那个教练更瘦一些”，或是直接在课程的评论区评价教练身材。
蒋希很快接受了这份职业的要求，并开始控制饮食，而她的体重只有100斤出头。“这个舞蹈本身叫什么？叫燃脂舞，就是为了变瘦才来跳的，你越跳越胖，谁还跟你跳？”蒋希说。除了身材以外，对女团操教练的要求还包括长相，以及“有没有化妆”。
当上兼职健身教练没多久，蒋希工作的培训机构倒闭了。她在失业的痛苦中暴饮暴食，开始疯狂摄入减脂期不敢碰的主食——米饭、馒头、面条、饼，以及大量的酒、炸鸡、巧克力派。
今年1月，蒋希终于找到了一份幼儿园教师的工作。朋友们看到她，惊讶“怎么变得这么胖了？”
“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”蒋希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强迫自己断掉暴食。每周6天，她下班后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待在健身房，直到深夜。
3月7日这天，蒋希离开健身房的时间比平常更晚一些。她等到团操教室空下来，将手机架在教室中央，举起地上的杠铃，开始录制自己的杠铃操教练考核视频。
空旷的教室里，随着每一次杠铃推举，蒋希背部的肌肉有规律地起伏着。这个女孩不满足于有氧训练带来的纤细身材，她更向往拥有一身“大肌肉”，她的新目标是考一个杠铃操教练证。22时，她开始了加练。
22时，也是餐厅打工者潘晨骏到达健身房的时间。餐厅21时30分关门，收拾完后厨，潘晨骏骑上共享单车，直奔健身房。他总是先在跑步机上跑40分钟，再练一遍所有上身器械，一套练下来，大约两个小时。
一年前，20岁的潘晨骏从老家山西来到北京三里屯的一家餐馆打工，过着“睁眼、上班、下班、合眼”的生活。那时他的体重是220斤，看着镜子里臃肿的身体，他在心里反复安慰自己：“挺帅的，也不胖嘛。”直到餐厅里相熟的阿姨连着好几天在他耳边唠叨，“小潘啊，你瘦下来一定更帅气。”潘晨骏感到没法再自我暗示下去了，便挑了一个下班早的日子，去24小时健身房办了卡。
刚来到北京的时候，他过得并不开心。后厨的工作繁杂，一站便是十来个小时，油烟呛人，一早上下来，口罩被熏得发黄。一天中最忙的时候，潘晨骏形容“就像在做一个梦”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，菜就那样做出来了，一道接一道。他感觉自己就像是流水线上的一个机器，一年四季都被困在一方狭小的空间里，重复着同一套动作，从早到晚。
直到健身之后，枯燥的生活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追求，或是一种“变好”的强烈冲动——曾经连续一个月，潘晨骏在两个小时的午休时间里也要跑来健身房，一天练两次，练到最后，端锅的手止不住地抖。
2021年春节，由于新冠肺炎疫情，潘晨骏留在了北京，头一次有了充足的时间在这个巨大的城市里转一转。“以前你不明白的那些东西，到这儿一看，一接触，就会发现，原来世界真的很大。”这个年轻的男孩忽然严肃起来，好像在宣告一个重大的决心——“所以我要来健身，因为我知道在大城市里，只有改变了自己，你才有机会接触更多你从未接触过的东西。”
“深夜健身”似乎在大城市更流行。压力、繁忙、更多的竞争者、更长的工作时间，以及对于外表更高的要求，都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深夜走进健身房的理由。
在运动医学界，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来证明人在哪个时段运动是比较恰当的。但在一则采访中，上海体育学院运动防护教学团队成员侯希贺提出，从医学角度来说，有质量的睡眠在改善整体健康及提高健身效果方面尤其重要。有研究显示，23时至次日1时，人更容易进入深度睡眠，睡眠效果更好，因此，他并不建议在这段时间内锻炼。
但对于深夜健身者而言，睡眠要让位于更重要的东西。一位女性学员总是在22时来上私教课，她工作繁忙，经常出差，家中还有身体不好的丈夫和孩子要照料。但一踏入健身房，她依然精神抖擞。23时下课后，她还要在跑步机上跑半个小时。“为了减肥，她好像什么都能做到。”她的教练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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